日前媒体推出民营医院系列报道首篇，对惠州市民营医院不被患者信任的艰难发展状态进行了调查报道，推出的“望”与“闻”两个篇章，引发业内广泛关注。时隔一个月，记者试图从内外脉络，从“问”与“切”两个方面探究民营医院发展中呈现种种“不良症状”的肇因，以及可能的发展走向。
　　《说文解字》中对冰的解释是，水坚也；对水的解释是，准（准）也。
　　水为生命之源，至少对我们脚下的这个蓝色星球如此。在标准大气压下，当水的温度下降到零摄氏度，原本自由流动的水开始结晶，晶莹剔透。然而，这对生命体来说却是致命的，虽然各种“冰冻人”的新闻时见报端，但至今仍无法证明经过冰冻的人可以在解冻后恢复如初。与之类似的，民营医院发展遇冷，一旦降到零度以下-再无任何社会资金或市场力量愿意进入，在公立医院难以承担全民医疗之重时，是否再有民营医院能打破冰面，同样无人得知。
　　“准，平也。天下莫平于水。故匠人建国必水地。”这是清代段玉裁对“水”的注解。民营医院需要的不仅是社会各方抛开“民营”成见的态度之暖，让市场的活水激发民营之力，更期待一视同仁的公平环境，让水端平。
　　对于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来说，有人在彷徨，有人想逃离，有人多辗转，有人盼抱团。如履薄冰，至少对于部分民营医院来说，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现实而非危言。政策破冰，则是各家民营医院和市卫计管理部门的共同期待。
　　问
　　“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
　　-《黄帝八十一难经》
　　平台与收入落差难以弥补之痛
　　“后悔到民营医院吗？”“当时社会办医院是股潮流，我有这个自信，就靠技术，到中心医院和惠康都一样。”惠康医院的医生尹成忠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如此解释。
　　“还想回到体制内吗？”“说一点没想过是假。但与同事这么多年，有感情，回去公立医院，也找不到合适的角色，会尴尬。”尹成忠坐下又站起，将窗帘拉开又合上，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让自己尽可能舒适的位置。
　　2004年的一天，尹成忠第一次走到位于惠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73医院的门口，匆匆一瞥，感到些许的失落。此前，他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工作了14年。这两者的规模和水平存在差距，惠康医院更是难以与之相比。由于家人多在广东，尹成忠辗转来到惠州。转眼，即是十年。
　　这种落差感，并非个例。现任友和医院院长的崔华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0中心医院的20年从医经历，既是从医的主要阶段，也是工作生涯的分水岭。1971年在沈阳部队做卫生员，在武汉的一所军医学校就读，之后到150医院。“全国首批三甲，2000多张床位，6层的肿瘤科大楼，全军骨科创伤中心。”崔华明如数家珍。1999年底，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惠州中医院，直到2013年退休后被友和聘请。“友和的实力不行，但它想把骨科作为大专科来做，我的家人也在这边，自己也不想离开惠州。”
　　有着多年行医经历的他们，需求最深而民营医院又难以满足的，更多是平台狭小而摇晃，难以施展。费用上的不平等又体现得最为直接。以崔华明为例，身为主任医师的他，此前在三甲的市中医院挂号费是8元，在友和医院则直降为1元，相差8倍之多。
　　与之相比，更为基层的医护人员感受最痛的则是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起对医护职业的足够认同。
　　华康医院一名不愿具名的医生向记者痛陈，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医疗人员来说，一个月2000元可以称得上是“高收入”,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能吃得起饭，结得起婚，买得起房”.这一点从记者在各民营医院的随机走访中得到验证，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进入公立医院的这些基层医护人员，绝大部分人收入微薄，流动性大，无奈、失落、郁闷是私下常有的心境，面对患者，却又必须尽心尽职-服务好是他们吸引病人的主要招牌。
　　义诊纠结 公益与经营的两难
　　民营医院的医护人员待遇差的原因何在？“病人对民营医院信任度不够，诊疗量长期偏低，收入难以为继，能开出工资就不错了。”
　　如何吸引更多病人到民营医院就诊？“通过义诊这种公益方式，提高民营医院的品牌口碑，吸引病人上门感受民营医院的技术和服务。”说的似乎是件多方得利的好事，崔华明却显得心情不佳：由于义诊的问题，友和再次面临难关，甚至有可能再次转手。
　　按照现行医保制度，为了引导病人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一级医院门诊费用中职工医保的报销比例为80%,二级医院为50%,三级医院为40%.作为一级医院的友和，开办义诊后，免去的是病人自费的20%,其余的80%仍由医保承担，而这基本可以覆盖医院在义诊中承担的成本。崔华明告诉记者，由于市社保部门认为这种义诊相当于用医保的钱吸引患者，从2014年10月开始，暂停了对该院社保报销资金的拨付-这对于友和的日常经营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对此，市人社局医保科科长刘刚表示，在惠州，医院由于开展义诊被停止社保资金拨付的情况确实存在。他的看法是，医院通过义诊让利于患者本身值得提倡，然而这种公益慈善类活动应与社保分割开来。医院开展义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加病源，以在较长时间内增加收入。如果大量医院为了增加病源大幅增加义诊项目，并要求社保基金按照常规诊疗拨付费用，将导致社保基金非正常的大量消耗，最终使得急需社保基金救治的病人无法及时报销。
　　刘刚还强调对任何性质的医院，都做到一视同仁。这一点也可能并非虚言。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就在无意中透露，此前该医院也曾开展免费白内障治疗，同样由于社保部门的压力，不得不提前结束。
　　然而，对于公立医院来说，由于日常运营有财政支撑，义诊更多是体现“公立”之宗旨，而非求生之法门，即使暂停也无碍于门庭若市，专家门诊一号难求。而对于公立和民营医院来说，即使表面上实现了公平，其实际影响却存在天壤之别。

　　切
　　“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在何藏府也。”
　　《黄帝八十一难经》
　　合纵连横生存压力大于发展渴望
　　友和医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办公室外大部分都挂着病房的门牌。据工作人员解释，这源于两个原因：医院规模较小，设计时没有预留足够的单独办公室，同时病人数偏少，很多病房长期空置，于是部分病房便改成办公室。这一现象虽小，却可从中洞悉民营医院的窘境。
　　难以保障的经营，让医务人员流动频繁；而管理上的漏洞，又往往带来更大的压力。华康医院的医生希望，骨干人员能够尽量稳定、沉淀下来，否则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口碑会很快流失。
　　尹成忠亲身经历民营医院十多年的起伏，更目睹了民营医院内部的混乱和挣扎，除了上述管理上的欠缺正规之外，彼此人才挖角式的非良性竞争是他认为最待解决的紊乱表征。他的药方是：组建民营医院的经营联盟，不仅可以减少内耗，在医疗器械采购和医疗资源分配上也可以得到更大的话语权和操作空间。
　　事实上，这种想法并不新鲜。在政策层面，2012年3月14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就明确提出“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向高水平、规模化的大型医疗集团发展”.
　　在实际操作层面，惠康、南方医科大学惠州协和、惠东协和、博罗协和等数家民营医院均为柯伟雄创办；而友和医院，据崔华明介绍，在所有权上也早已从创立者手中转给福建莆田系；华康医院如果没有某大型企业集团的注资入股，也很难继续发展。惠州爱尔眼科医院负责人张迎军也表示，如果不是2006年，世界银行下属的某基金公司注资数千万美元，助推其暴发式发展，爱尔眼科也不可能以国内首家IPO上市医疗机构的身份实现脱胎换骨。
　　资本市场上的合纵连横，从来就是民营医院司空见惯的戏码。不过，就惠州而言，和很多业内人士的内心愿望相比，这种缺少大规模资本支撑的联合，更多是一种不得已求其次的保守策略，生存的压力远大于发展的渴望。体制内外的隔阂、政策上的前后摇摆才是困扰他们的最大心病。
　　政策“难产”亟待顶层设计支撑
　　最大限度取消体制内外的区别，化解在医疗培训、诊疗费用等方面的不公平，所有公立和民营医院实现同工同酬。这是部分民营医院的医生和负责人最大的愿望，但在大部分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心底，或者内部的小范围讨论。
　　尹成忠把民营医院看作“早产儿”,尚未孕育成熟便降生，由于前期管理混乱，部分医院违法经营，不仅让市民敬而远之，更让政府在实际管理中更逐渐倾向于公立医院。然而，当有限的公立医院医疗资源无法满足需求，又迫切需要民营医院分担诊疗压力。这种政策的摇摆也让市场参与方对前景的预期难以衡量，间接减弱了参与热情。
　　除了民营医院，其它服务性的医疗机构既有着发展的巨大前景，也面临各种显性和隐性的不公平待遇。惠州方舟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缺乏强大的医治平台，民营体检机构希望走专业体检路线，主打服务牌，该中心自2012年成立以来，从原来每年1万人次到2014年有望突破6万人次。然而，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大型企业，绝大多数都将体检定点医院放在原本就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
　　市卫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广东省卫计委正在筹划制定促进民营医院发展的文件，该局在2014年8月曾收到一份征求意见稿。然而，反馈意见后，一直未见正式文件，多次向省卫计委询问才得知，该意见稿收到反馈较多，牵连广泛，面临“难产”,政策破冰的时间很可能要延迟到2015年。
　　“民营医院发展需要政策支持，而这个政策往往涉及地税、社保等多个部门，并非卫计部门，特别是市一级的卫计局层面能够实现。”市卫计局表示，他们同样希望尽快见到省里文件出台，以便于地方出台配套措施，尽快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