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医生，英文名“Dr. Smile”，人如其名，永远带着一脸阳光和善的微笑，他喜欢在手术时戴花色的手术帽，就像《实习医生格蕾》里的万人迷医生Derec，他还酷爱拳击，努力把健康状况保持在28岁左右，去年48岁体检时，他仍然实现了这个目标。

　　他是中国最知名的静脉曲张微创手术专家，创新的多项血管微创技术，填补了亚洲血管外科的空白。他也是国内第一个把腹腔镜技术应用到血管外科的医生，其自行设计的医疗器械，获得了两项国家专利。38岁的时候，他就升任主任医生——这是医生职称中的最高级别，一般在45岁左右才能获得。

　　2012年年底，享尽成就和荣誉的张强最后一次以体制内医生的身份走出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办公室时，门外响起经久的快门声，十多家媒体的记者蜂拥而上。他可能是新医改提出试行“多点执业”后，最知名的、在最年富力强时就走出体制的第一人，而且，他以辞职的方式完全脱离体制，走上了一条通往自由执业医生的道路。

　　医疗界内很多人相信，这位顶尖级医生从体制内的离开，以及他今后计划实施的梦想，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两年后，由张强一手创办的“张强医生集团”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医生执业团体，它引进了发达国家通行的PHP模式（Physician Hospital Partnership，即医生-医院合作模式），旨在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执业医生平台。今年5月，张强医生集团完成股份制改造，在一系列融、投资计划完成后，将加速登陆新三板。

　　在过去二十多年内，受制于医疗体制的种种约束，医生自由执业的探索在中国一直举步维艰。业内认为，张强医生集团如能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力量，将能推动自由执业探索的巨大进步，帮助新医改实现其中一项核心任务——“解放医生”。

　　健康界传媒创始人赵红说，从2009年新医改到现在的6年间，医疗体制整体上变化并不大，能感受到的最大的活跃群体就是医生，他们就如破冰者，推动着医改坚冰融化。

　　自由执业探路者

　　对于张强和很多有情怀的医生来说，自由执业是一种抱负和梦想。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医生自由执业早已是一种通行模式，即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医师，可以自由选择个体、合伙或者受聘于医院的行医方式。医生可以自由流动，充分竞争，让市场来为医生定价。

　　一份相关的数据显示，美国共有230187名自由执业医生，其中，52.8%为独立行医，37.1%为2-5名的医生团队，6.3%为6-9名的医生团队，3.7%为10名或以上的医生团体。

　　而由于法律和体制的禁锢，中国95%以上的医生为固定执业点行医。在缺乏市场化定价机制以及医疗资源过度集中的体制下，中国医生收入不高，劳动强度却大得惊人。

　　由中国医师协会在今年5月底公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超三成医生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六成以上的医生对收入“不满意”，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并不匹配，在医疗暴力方面，近6成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发生伤医事件时，院方采取不顾是非息事宁人和无任何表示的占到了4成以上，这样的处理方式让很多医生感觉寒心，64%的医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或亲人从事医疗行业。

　　定点执业客观上也造成优质医疗资源不能合理流动，占资源绝对主导地位的公立医院，对市场的虹吸效应过大，是看病难的根源问题之一。

　　在业界看来，医生实现自由执业可能会成为改变我国固有医疗体制的关键一步。国家层面，2009年新医改方案提出，要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上海在2011年底正式开始试点多点执业，北京、浙江、甘肃等多个省市也正在考虑研究相关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不过，上海试行三年多来，在医生中的欢迎度一直不高。究其原因，医生和医院都对多点执业存在很大顾虑。上海多家公立医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三级医院由于患者集中，几乎所有科室仍处于缺人状态，医院首先要考虑医生能否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多点执业可能会影响到院方对医生的管理权。而医生的顾虑则是，目前中国对于医生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还是显示在职称上，因此医生并不愿意因申请多点执业而冒险得罪第一执业点的院方。

　　因此，有医疗界的投资人和学者表示，看起来，医改在“解放医生”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改革措施，似乎是失败了。

　　然而，张强正是看到了“多点执业”所释放出来的机会。他说，“我们现在大多数医生的观念是严重滞后于政府、滞后于社会的，我认为，政府推多点执业的意图，是为了将来的社会化软着陆所做的过渡机制。”

　　究其根本，仍是公立医院的体制阻碍了自由执业的试点，若想真正实现自由执业，不对旧体制动刀很难取得实质成功。但是，曾在三家公立医院工作并担任过管理层的张强坦言，公立医院的体制问题要靠自身来解决可能是比较困难，医生这个群体可以主动在医改中起到一些作用。

　　张强医生集团实际上就是为愿意出来自由执业的医生搭建一个有归属感的平台，由公司担任“经纪人”的角色，帮助医生处理除了看诊和手术以外所有的事情，公司为每一名签约医生都提供专业的服务团队，包括护士、秘书及麻醉师，并由集团出面与不同的医疗机构签约，解决医生手术时需要的空间、设备、机械等问题，同时提供法律支持，解决医生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病人提供服务。

　　从去年起，上海、北京各大三甲医院的多位骨干专家陆续离开体制，加盟张强医生集团。现在，张强医生集团已经拥有了7个专科团队，与上海、北京四家高端医疗机构形成了合作。

　　跟进者越来越多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赵红说，“更多的医生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职业规划，关注自己未来在哪个领域里面、哪种市场形态中可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平台。”

　　记者了解到，多家知名投资基金已经开始涉足或关注像医生集团这样的公司。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陈鹏辉向记者表示，投资的主要逻辑在于，医疗的本质是医生。他说，“医院很重要，但医生尤其重要。医生集团这个新的模式，以及最近很多创新的努力和尝试，为我们投资于医疗服务行业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医生不仅是核心资源，也是稀缺资源。陈辉鹏估算说：“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国家有300万左右的医生，但真正能达到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MD（Doctor of Medicine, 即医学博士）水平的那种人，可能最多只有十万到二十万，而现在领先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在定位优质医生的总量时，基本都是以千位级在算，大概也就是在七、八千左右。”

　　而另一家有深厚医疗产业背景的弘晖资本，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如何聚集优质医生这块稀缺资源，甚至可能亲自涉足其中。在过去，弘晖资本的主要投资领域还是在医疗机构，以及与医疗机构相关的互联网应用上。

　　事实上，如果说张强医生集团在当年还只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特立独行者，那么到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开始尝试效仿这种模式。

　　今年3月，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宏涛发起组织了“体制内医生集团”，通过互联网平台，对签约医生根据患者预约安排诊疗服务。

　　5月8日，一个由北京6家大型三甲医院心律失常专业骨干组成的“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宣告成立，成为我国心内专科领域第一个专科医生多点执业平台。

　　5月15日，落户在广州的“私人医生工作室”也正式揭牌运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3位专家正式接诊。

　　今年下半年，国家卫计委和上海市重点医改项目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简称SIMC），也将试水医生合伙人制度，医生可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与SIMC共同成立独立法人的技术服务公司或设立新医院，SIMC从一个医疗机构，变身为服务于医生创业、拥有孵化器功能的天使基金。

　　尽管这些尝试仍不是完全独立运营在医院体制之外，但方向均为组成医生集体，为他们寻找市场化的多点执业合作，这种新的医疗服务业态正在形成。

　　事实上，SIMC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医生这个主体已经成为医改的中坚力量。

　　SIMC是上海新医改催生的一家高端非公立医疗机构，也是国家卫计委和上海市的重点项目以及鼓励发展高端医疗的典型，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曾亲自出席该项目的奠基仪式。

　　上海原本希望把SIMC作为一块医改“试验田”。它试验的课题主要有两项，一是医生多点执业，在上海市卫生部门的支持下，SIMC与上百位三甲医院最精锐的骨干专家签约多点执业，意图打造一个“超级医院”；二是公立医院的非盈利性改革，上海新医改方案提出，要逐步剥离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本质，为此，《上海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08——2020）》（草案）提出，分别在浦东和虹桥商务区建设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两个医疗功能拓展区，将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剥离进入上述两个国际医学园区。

　　然而，SIMC在2014年5月正式运营至今，并不顺畅。

　　2014年的平安夜，SIMC医疗院长兼首席内科医生缪晓辉宣布离职。缪晓辉是国内知名感染病学和肝病学专家，加盟SIMC之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副院长。他的离开，成为SIMC运行不畅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记者从熟悉SIMC运营状况的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目前医院的病床空置率高达90%以上，门诊也是门庭冷落，并有大量员工离职。

　　多位医疗界内人士对记者表示，SIMC依靠体制内的推动来做的试验，实际上算是失败了。而此次转型变身，可能是救其于危难之中的最好机会。

　　自由执业的土壤还未成熟

　　不过，由于自由执业的土壤在中国还不成熟，医生集团在当下的发展仍面临局限。

　　首先，医生要从“单位人”转为“社会人”，这一身份的转变始终遭到重重困难。我国从1999年开始施行的《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实行注册制，在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后，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和范围从事医疗活动。这决定了医生定点执业的“单位人”属性。

　　如果要推行多点执业甚至是自由执业，就必须打破上述法律框架，使医生作为“社会人”得到合法化。

　　2013年9月，深圳曾经首次就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制定过一份实施细则，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解决自由执业医生身份合法化的问题，但当时提交给广东省卫生厅后，被批评“步子迈得太大”而搁浅。

　　此后，北京、浙江先后就多点执业推出更宽松的改革。北京申请多点执业的医生从过去要取得书面同意，改为向第一执业地点所在医疗机构报告即可；浙江多点执业的新政降低了医师多点执业的准入条件，要求医疗机构应允许医生在法定工作日每周可安排一天用于多点执业，同时首次提出探索医师自由执业，对于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重点或紧缺专业医技人员，允许其在浙江省内任一医疗机构内执业，无需办理医师多点执业登记手续。

　　据报道，深圳也将再次制定医生执业管理方式的改革方案，可能将建立医师多点执业地点自行报备制度，全面放开医师执业地点限制，实行“统一注册，全城通用”。

　　不过，与这些地方出台的方案相比，国家层面的改革始终显得较为保守。

　　除了医生身份的重塑问题，整个业态环境还缺乏对医生集团的支撑。

　　在PHP的模式中，医生和医院不再是雇佣关系，医生通过保险公司或患者获得收入，收入标准按照国际通行的CPT-CODE标准（标准化医疗服务薪酬计算方式，即按照服务时间与难度权重计算医生的报酬），医院仅仅成为提供设备和空间的场所，医生成为医疗服务中的核心资源。

　　陈鹏辉说，PHP在美国是较为通行的模式，在美国，是把医院和诊所都建好了，甚至护士也已经配备了，医生或者医生集团可以拎包入驻，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提供给医生集团，但在国内，目前这一块还有待发展，医生集团缺乏一个跟他们配套的基础设施。

　　正是因为如此，张强医生集团目前合作的机构仍仅限于有外资投资的高端医院，如台资背景的上海禾新医院、美资背景的和睦家医院、沃德医疗中心等，这些机构在与自由执业医生集团合作方面已经有成熟的土壤和经验。

　　这也直接带来了支付方的问题。医生集团入驻的高端民营医院，目前还未与医保挂钩，主流仍是自费病人。张强坦言，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导致大多数患者看病不是跟着医生走，而是跟着医院。

　　张强说：“医生集团的签约对象不仅是民营医院，也包括公立医院，PHP的目标在于实现医生价值的同时，让医疗机构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优质医生资源。”

　　6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将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范围，这可能会改善医生集团的生态环境。

　　尽管如此，医生集团所推崇的自由执业，也只是医改系统工程的一个环节，其适用的群体可能也局限于一部分成熟专家。多名业内人士还表示，患者就医不仅是看医生，还要看平台整体的医护体系是否完善，需要实验室、影像、手术室、麻醉医生，复杂的手术还需要重病监护室，很多民营机构并不具备这些条件。